（一）企业拖欠劳动报酬现象严重。从检察机关受理的劳动争议申请监督案件类型来看，追索劳动报酬纠纷、确认劳动关系纠纷、经济补偿纠纷、社会保险纠纷等四类案件的比重达73.5%。尤其在餐饮服务业、建筑业、劳动密集型加工公司，企业拖欠劳动者工资的问题更为突出。一些用人单位并未落实农民工特殊工资支付制度，既未足额按时支付农民工劳动报酬，还存在恶意逃匿现象。

　　（二）新业态劳动者维权意识弱。新业态下劳动者在报酬、工伤保险、职业伤害保险、社保等方面权益受损时，往往被平台和合同相对方“踢皮球”，导致劳动者维权困难。由于文化水平、社会环境等客观因素影响，新业态劳动者在雇佣关系之间常处于弱势地位，加之对自身权益缺乏维护意识，导致维权困难。

　　（三）劳动争议不能及时、有效解决。近年来，很多类型的劳动争议案件飞速增加，但司法、行政资源有限，影响了劳动争议案件的处理效率，同时劳动争议纠纷处理周期也较长，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及时、有效保护。

　　(一）大数据建模赋能类案监督劳动争议案件。民事检察监督案件中，除劳动者追索劳动报酬案件外，占比较大的就是劳动者对企业追缴社会保险费的案件。保险领域的劳动争议案件虽在司法实践中层出不穷，但却较为隐蔽，若未发生相应的理赔情形，可能劳动者本人及司法机关都难以发现。社会保险费的筹措需要政府、企业及劳动者的共同参与，缴纳社会保险费不仅是用人单位的法定责任，也是劳动者的强制性义务。检察机关可以充分的发挥法律监督职能，以保险领域为切入点，对其中涉及的劳动者社会保险纠纷进行专题调研，依托大数据建模的科学研究方法，探索以类案监督的方式合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监督模型主要围绕保险领域的劳动争议案件，首先在线索发现方面，检察机关可以依托内部的办案平台、中国裁判文书网等进行有关案例检索，也可直接依据法院卷宗、当事人申请、相关单位提供、办案人员提供等寻找既定目标背景下的线索。其次，能够最终靠提取共同要素、收集特征做标识、发现关联案例、比对获得数据、规划审查流程等方式与步骤，确立监督点及多维研判规则，再完善监督依据、社会治理成效等其他要素，逐步尝试着建立保险领域涉劳动者的社会保险纠纷类案监督模型，化被动为主动积极预防此类案件的多发。

　　（二)推动构建劳动者权益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司法环节往往更强调证据和举证责任等硬性要素，多元争议化解形式可以更灵活化的手段处理相关争议，不但效率更加高，成本更低，有时候效果也更好。检察机关在履职中将法律监督与争议化解相结合，通过充分了解劳动者的实质诉求和纠纷症结，着眼于案结事了政和，推动争议在检察环节得到实质性化解，降低劳动者的救济成本。在纠纷化解中，以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为最终归属，从劳动者与公司的结构性力量悬殊出发，切实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拒绝以牺牲劳动者权益换取纠纷化解。同时积极分析研判新业态劳动者权益的各类纠纷，对于群体性案件、影响较大的案件及时有效地发现，提早介入，最大限度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新业态劳动者侵权案件产生。

　　(三)推动构建劳动者权益联动保护机制。新业态劳动者合法权益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要靠多方合力共同支持形成有效联动保护体系。检察机关及时将发现的新业态有关问题形成情况反映向当地党委、人大进行专题汇报，积极争取党委、人大的监督支持，形成保障新业态劳动者合法权益共管共治的治理格局。加强与公安、法院、人社、税务、信访等部门的配合与协作，通过建立联席会议、共享信息平台、专门联络员等制度及时了解新业态人员的整体情况与现实困难，共同商讨解决对策，促进新业态健康发展。

　　(四)引入“集体协商”促进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护制度完善。集体协商是劳资双方沟通、平衡权利义务的一种形式和载体，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对新经济形态下从业人员保护制度的逐渐完备。集体协商制度通常由工会参与进行指导，缺乏法律指引。检察机关民事检察部门应大胆探索由检察机关牵头、以劳动者与平台或企业为主体的集体协商制度，促进建立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与企业平台方签订集体合同的用工模式。一方面为平台、企业合法规范经营作引导，制约平台、企业在劳动关系领域存在的一些“野蛮行为”，降低其违法风险;另一方面也能明确劳资双方的权利义务，促进集体合同成为劳动争议仲裁机构、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时的裁判依据。检察机关在办理劳动者权益保护监督案件时，要积极进言献策，宏观上积极推动有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立法、司法解释的出台，提高集体合同的法律上的约束力;微观层面要推动政府以“指导意见”“实施办法”等文件形式，制定符合本地真实的情况的文件，将不全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的新业态就业人员纳入相关制度保障范围。